有限軍事干預不同於全面戰爭， 它參戰人數有限，持續時間短，所需的政治環境也不一樣。 在未經過國會同意之前，總統就可以採取最初的干預行動。 儘管軍事干涉是一種有限的行動，但它仍具有較大的毀傷潛力。因此，軍事干預有其特定的風險性。
在實施軍事干預前需要回答兩組問題：
一旦這些問題得到回答， 決策者就能判定是否值得去冒風險，實現軍事干預的目標。 軍事干預應具備以下兩個條件：
有限軍事干預可向對手施加巨大的壓力， 尤其是對一個弱小的對手。 但軍事干預有時會激起中等強國的全力抵抗。儘管這種全面戰爭不一定會使干預失敗， 但卻增加了軍事干預升級的可能，從而迫使政府投入更多的人力、 物力，去完成最初的目標。由於干預行動不斷升級， 最初的設想將化為泡影，干預將喪失原有的目的，使國家威望和信譽受損， 從而迫使政府定下為取得勝利而不惜一切代價的決心。總之，軍事干預可以為政府提供一種高度靈活的手段。
冷戰時期， 外交鬥爭與武力威脅緊密相聯。柏林危機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危機的解決不是在戰場上，而是通過美、蘇之間關於西柏林“飛地” 的秘密交易解決的。但無論如何，美軍的部署是西方外交政策成功的一個重要因素。 在冷戰時期，美國曾頻繁地調動航母，支援其外交政策。有時，美國也動用航空、航太技術，支援其外交政策，如派預警機和戰鬥機去危機地區，部署戰略轟炸機和導彈以警告對手，但很少動用地面部隊。
冷戰後， 美國領導者在把許諾使用地面部隊作為外交鬥爭的杠杆之前， 必須注意公眾的支援。因為如果國會不同意，美國的信譽就會受到損害。 要使干涉行動取得成功，總統就必須向公眾表明國家利益受到了威脅，由此贏得和保持公眾的支援，保證軍事干預持續下去。
由於具有較強的控制力， 地面部隊可在某些地區進行軍事演習。與海、 空軍相比，地面部署具有更大的威脅力，它可對外交政策提供更有效的支援。 但是，運用地面部隊將帶來更大的風險（如傷亡和人質等），從而增加了行動的政治賭注。在派地面部隊去海地的問題上，美國國會和公眾表現出了極大的不安。 克林頓總統在派地面部隊去波斯尼亞維和之前， 作了大量勸說國會和公眾的工作，向他們表明此行動對維持美國在北約的領導地位， 保持複雜多變的歐洲和平，維護美國的利益至關重要。 1990年在派地面部隊去沙烏地阿拉伯時，儘管有傷亡的危險， 但公眾卻沒有絲毫的猶豫，這是因為公眾一致認為，這次行動事關美國的國家利益。
即使減少了海外駐軍以及有了巡航導彈， 克林頓政府仍繼續在中東地區使用諸如部隊調動之類的軍事干預行動。 沒有什麼東西比把美國兵用來執行和約更能證明美國履行其外交義務的決心了。
在冷戰期間， 美軍曾頻繁地從事撤運和營救行動， 如1948年和1991年撤運中東危機和戰爭中的美國僑民。 在未來幾十年裏，危機和動亂可能會在非洲和西南亞國家普遍發生， 這就使美軍的營救任務越來越多。為更好地完成這類任務，美軍必須不斷提高後勤和運輸能力。美軍及其盟軍正在裁減。 美國也正在逐步減少其在海外基地的數量。數十年後， 美軍有可能不再在外國駐軍。因此，美軍未來的撤運和營救能力可能受到限制，特別是大規模行動需要有美軍和盟軍的配合。
在頻繁的軍事干預行動中， 美軍隨時會遇到在戰爭中營救美軍人員，特別是跳傘飛行員的任務。1995年6月，美陸戰隊從波斯尼亞解救出斯科特·奧格雷迪空軍上尉就是一例。 由於美國頻繁地參與監督、建立禁區、 人道主義援助、維持和平和秘密活動，這就需要派出飛行員和特種作戰分隊，那麼營救他們的任務隨時都可能發生。
在冷戰時期， 美國通常不能保證制裁得以遵守。任何由美國提出的、有利於美國的安理會決議幾乎都被蘇聯否決。沒有聯合國的同意，建立禁區實際上沒有法律和道義上的權威性。 90年代初，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之間的關係協調一致， 因此經常達成多個建立禁區和實行禁運的決議。 例如波黑和伊拉克禁飛區、對克羅地亞、波斯尼亞和塞爾維亞的軍火禁運等。 之所以經常達成制裁決議，是因為制裁比外交手段更具有效力， 而且還使軍隊免遭風險。在遇到棘手問題時，制裁可並 退自如， 也可以削弱被制裁國的軍事能力。軍隊在強制實施禁運和建立禁區過程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從技術的角度講，不斷發展的61系統和監視能力使這種行動變得更加容易。 技術情報和人工情報可以使美國對外國的經濟和財政活動進行跟蹤， 從而使美國保持相適應的強制實行封鎖和建立禁區的能力。
在強制實行禁運的過程中， 軍隊最重要的任務是封鎖海上和陸上的貨物。 例如，在對海地的海上封鎖過程中，美海軍和海岸警衛隊投入了大量船隻。 同時，美陸軍與多明尼加部隊一起封鎖了海地陸上邊界。 在南斯拉夫，美海軍參與對塞爾維亞實施經濟制裁，同時也參與了對南斯拉夫各共和國實施的武器禁運。
對被制裁國的集中打擊還可以通過以下方式完成， 直接破壞運輸點， 或者是運用資訊戰，干擾破壞其通信聯絡，尤其是銀行和商業系統。 也可以採用損害被制裁國上層貴族利益的方式，這往往比損害平民的利益更加有效。 心理戰也可以用來增強制裁的效果。心理戰可最大限度地激發被制裁國公眾反對其政府領導人。 在動用美軍支援制裁行動時， 美國決策者有時會面對政治和軍事目標的矛盾。制定完備的海上巡邏規則很困難， 因為大多數走私活動都是由兩國公民用小船進行的。這需要採取強硬的行動，制止這種交易。
空中常規轟炸越來越受到美政府的重視。 這種行動與地面部隊直接與敵軍接觸相比， 把傷亡減到了更低點。從冷戰後期開始，美軍在轟炸行動中受到的傷亡和被俘獲的人數大大減少， 地面轟炸、海軍炮擊和火箭發射都已被“智慧炸彈” 、巡航導彈和其他精確制導武器所代替。精確打擊減少了不必要的損失。
由於制導和爆炸技術的發展以及美國公眾不願承受慘重傷亡的意 願， 轟炸成了比過去更具吸引力的選擇。這種形式是很有成效的。但它不能解決所有軍事問題， 也不能避免無辜生命的傷亡。只有正確地運用了轟炸時， 它才是一個有利的手段。當把它同其他的方法配合使用時，它就可能成為把對手帶到談判桌上或使其停止敵對行為的關鍵，1995年夏秋之交， 對塞族重要設施的轟炸雖然未阻止其行動，但同時進行的經濟禁運和施加的外交壓力， 卻使它成為使塞爾維亞、波黑塞族盟友同意和談的關鍵。
二戰後， 由於蘇聯的擴張和美國遏制戰略政策實施，導致第三世界國家的暴力衝突不斷。 暴亂是一種顛覆性武裝鬥爭，旨在推翻現政府的有組織行為。 在“小型戰爭”中，美國通常採取以下形式參與：
在越戰中，美國投入了鉅資，陣亡近6萬人，此後，沒有一屆政府再指望公眾會支援為美國的代理人提供軍事援助。 只有發現自己正在與另一大國進行持久戰， 美國公眾才接受派美軍事顧問和訓練團去別國。
暴亂能夠對美國利益產生不利的影響。 暴亂發生後，美國要向反暴動組織提供支援。 如：提供資金和物資援助；提供持續的訓練；提供軍事顧問； 派其他軍事人員去指揮反暴亂武裝。過去，美國把反暴亂工作的重點放在社會經濟因素上。經驗表明，這種做法是不全面的。政治上的不滿也是引發暴亂的重要因素。
如果對資訊戰的描述是準確的， 那麼未來幾年內，美國顧問小組在為盟友設防時， 就可以使用大量的資訊資源。敵人在沒有發現美國人之前就被定位， 並遭受到猛烈的火力攻擊。因此，技術優勢允許美國在“小型戰爭”中只派出顧問小組，而無需派出大部隊直接捲入。
40年代末， 中央情報局的成立和聯盟組織建立後，華盛頓就有了新手段。 當政府決定用小規模軍事干預去解決問題時，秘密行動和扶持代理人通常代替了陸戰隊的登陸。在同擁有原子武器的蘇聯鬥爭中，美軍的直接捲入可能帶來風險。 美國曾盡力避免這類干預，因為這樣會導致美、 蘇嚴重對峙。在不得已的情況下，美國才會直接派兵參與“小型戰爭” 。聯合作戰，特別是採取多國部隊的形式，可以減少國內外反對“美帝國主義” 的抗議。在這種戰爭中，美國常常尋求獲得盟國支援。必要時，美國也會單方面採取行動。
和投入地面部隊比， 在“小型戰爭”中，美海、空軍的參與將減少更多的傷亡。 從美海軍和空軍的規模和作戰能力看，這是不容置疑的。 但水雷、精確制導武器和導彈的使用，使艦艇和飛機越來越容易受到攻擊。 由於美海、空軍的規模和經費的裁減及武器裝備價格的上漲， 對它們在“小型戰爭”中的能力將產生疑問。如果把所有的開支都算進去， 一架日一之轟炸機的損失超過十億美元。此外，這種類型的飛機在理論上是無法修復的。 對海軍來說，一艘航母不僅僅意味著數十億美元的損失，而且還會把數以千計的乘員的生命置於危險之中。航母恢復戰鬥能力一般需要10年的時間。 美國公眾對傷亡、高價值武器平臺的關注，將對美軍未來投入“小型戰爭”產生影響。
有限軍事干預行動的前景實屬難料。 一方面，美國再也不用擔心蘇聯干涉， 也不用擔心美軍出兵干預時沒有可靠的盟友。另一方面，暴亂似乎變得越來越多。 只有贏得公眾的廣泛支援，使用美地面部隊作為一種外交平衡方式才會更加可靠。 總之，軍事干預仍將是美國支援其國家政策的手段之一。
耿冰 董兵
（美）國防大學《1996年戰略評估》第13章